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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竭泽而渔”的秘档探究者

2018-05-15 13:26:21 | 来源: 北京日报

杨天石在研究室

杨天石在东京查阅资料

想见到杨天石,先要穿越一排书墙。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的研究室是一道“迷宫景观”——不足20平方米的屋子,竖立着十几个书架,上面堆放的书籍大约有六七千册,除了门口到办公桌的狭窄过道,来访者站在任何一个位置,都看不见房间主人的身影。

这里只是杨天石庞大阅读量的冰山一角。

杨天石的足迹踏遍了国内外许多家档案馆与图书馆,夸张的说,广袤的世界都是他的书房。为了找到百年前的一页纸,杨天石可以花费几年、几十年,去查访、追寻、解读、破译。

为了获得蒋介石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杨天石4次赶赴美国胡佛研究院,先后耗费10个半月,抄录、阅读。

两尺高的手抄稿锻造了“研究蒋介石日记第一人”。

杨天石将自己的学术风格称为“竭泽而渔”,哪里有未刊的近代中国人的日记、信函、文稿,哪里可能就有杨天石。

跨界

学文研哲终治史

不管在学术界还是读者群,提到杨天石的名字,得到的定位大体上不会有什么差异——民国史专家。不过,杨天石告诉笔者,他的学术起点并不在历史领域。

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杨天石最初的志向和大部分同学一致——或是当作家,或是研究文学。1958年,杨天石正上大三,同学们倡议自己编写《中国文学史》,痴迷唐诗的杨天石参加了隋唐五代组,后来,又被临时“抓壮丁”,补写了近代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部分。

因缘际会,20多年后,校园中的编书经历成全了杨天石的工作调动。

北大毕业后,杨天石被分配到北京八一农业机械学校,那实际上是郊区拖拉机手的一个短期训练班,杨天石的任务是教语文。一年半后,调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当教员,一干就是16年。

从职能上看,两段经历都和学术研究毫无关联,但私底下,杨天石从来没有远离过求知与探索。他沿着当年研究南社的路子,先是把全部精力放在研究中国近代文学方面,继而感到,要分析作家的思想,必须要懂得当时的社会思潮,于是,开始把目光转向哲学。

1962年,《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登载了杨天石的《韩贞的保守思想》,文章不长,却很快得到哲学史界的大权威侯外庐先生的关注。

艰辛素来与成功结伴而行。杨天石告诉笔者,他在农机学校,平时上课,每到周末,就从南苑跑到城里,借住在同学单位的传达室里。第二天往图书馆一扎就是一天,到晚上8点,才开始返程。一旦错过了从永定门出发的郊区车,就只能步行几十里回去。

天道酬勤。这位研究机构之外的“野生学者”逐渐引起学术圈的重视。1974年,近代史研究所编辑南社资料,辗转找到杨天石,问他愿不愿意参加“协作”。

“当时所谓‘协作’,相当于现在的‘义工’,白干活儿,没有一分钱报酬。我一听,特别高兴——近代史所里有不少图书和民国时期的老报刊,外面都没有。我跟着编书,不就可以读到这些稀见资料了嘛!”杨天石不假思索,满口答应。

在师大附中,杨天石的教学任务并不轻松,既要教两个班的语文,又要当班主任。于是,只要有工夫,上午上完前两节课,10点不到,他就会蹬着自行车,来到研究所,扑进资料室,一页页地翻阅发脆泛黄的旧报纸。

1974年至1977年,杨天石参与并完成了南社资料的初稿,他的勤学精神得到了研究所不少学者的认可。接着,研究所开始编写《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编写组想起了这位经常到所里来看书看报的“义工”,邀请他继续“协作”,负责撰写《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的革命斗争》这一章。

“南社是文学团体,我熟悉,算是我的老本行;而《中华民国史》是一代通史。我不是历史系出身,领导会放心让我写吗?”杨天石承认,接到邀请,他很高兴,但也有顾虑。

当时,《中华民国史》的总负责人是近代史研究所的副所长李新。对于邀请杨天石参加写作一事,他没有半丝犹豫,立即当面表示欢迎。

李新点了头,杨天石得到了和正式研究人员相同的待遇,不管是开出差介绍信,还是支取差旅费,都一路畅通。

近代史研究所经常请高校教师参加“协作”,但是,请一位中学教员,“外行人编专业书”,这一举动可能是第一回。

事实证明,李新颇有识人之明。杨天石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史学训练,但接手的章节,资料翔实、立论严谨、文字流畅,与专业人员相比,毫不逊色。

民国史研究室正值发展期,领导决定调进杨天石。1978年4月,杨天石终于正式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一学术殿堂。此时,他已年过不惑。

从研究文学开始,转向哲学研究,后半生治史,杨天石跨越了文、史、哲三大学科,经过多年努力,终成一代大家。

杨天石觉得,文学和哲学的研究经历大有益于他的史学研究:“文学提高了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哲学提高了我的思维分析能力,无论研究什么,这两项都是基本功。”

偶遇

遍览日记解谜题

如今,杨天石的学术盛名,大部分得益于对蒋介石日记的解读,他被称为“研究蒋介石日记第一人”。有些专业学者认为,即使蒋介石日记全文出版,杨天石的“日记解读”系列的价值依旧不会褪色。

实际上,和蒋介石日记的第一次相遇,完全不在杨天石本人的预想之中。

1982年,杨天石着手开始《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的撰写,这一卷涉及的主要历史事件是北伐战争,蒋介石是北伐军总司令,自然是主角。于是,杨天石大量收集和蒋介石相关的文献。

一天,杨天石正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阅览,工作人员送来了一堆档案,杨天石从中发现了一份资料,没有题目。“这不在我调阅的目录之中呀!”但是,他粗读之后,却发现误打误撞,捡到宝了。

杨天石的两位同事,曾经到上海、宁波等地收集资料。他们在查访中得知,蒋介石有一位老师兼秘书,名叫毛思诚,家藏一批蒋介石的早年资料,辗转被转到第二历史档案馆。

杨天石手中的这份资料,就是其中的《蒋介石日记类抄》。

杨天石告诉笔者,蒋介石一生崇拜晚清名臣曾国藩,在很多地方模仿他。曾国藩有写日记的习惯,别人替他编了《曾文正公日记类抄》。上世纪20至30年代,蒋介石把日记交给毛思诚后,毛思诚按照《曾文正公日记类抄》的体例,分类编繤,成为《蒋介石日记类抄》。杨天石至今都不清楚,为什么这份资料会送到他的手中。他只能猜测,可能是工作人员忙乱之中,取错了。

无法解释的偶然,开启了杨天石最重要的学术主题。

或许我们可以相信,每一份尘封的文献,冥冥之中,都在选择最合适的学者,请他去解答自己的前世今生。

一旦相遇,就会是一场高山流水的知音邂逅。

“日记类抄”起于1919年,止于1926年,时间跨度仅有8年。杨天石不满足,开始花费大量精力,去寻找更多的蒋介石日记。上世纪90年代,他在台湾“国史馆”发现了《困勉记》《省克记》《学记》《爱记》《游记》5种蒋介石日记的摘抄,时间向后推展到1942年。于是,杨天石几赴台湾,阅读誊抄。

利用蒋介石日记,加上长期奔走收集的多方史料,1988年,杨天石的《中山舰事件之谜》发表,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2002年,杨天石的第一本蒋介石研究专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出版。

杨天石的研究获得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他却陷入了困扰——二档和台湾所藏的蒋介石日记都是由他人摘录的,原本日记是否还在?如果有的话,它们在哪里?

杨天石推断,如果这些日记还在世间,十之八九是在蒋氏后人手中。他请台湾学者给蒋家人带话,“日记在你们那里的话,请务必好好保存,这些都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杨天石不知道,蒋介石日记原件已经漂洋过海。

200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收藏的蒋介石日记正式对外开放,大部分由蒋介石本人亲笔书写。作为公认的蒋介石研究专家,杨天石接到邀请,与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海鹏先生同行,赴美查阅。

“喜悦,还有些忐忑。”杨天石的两只手在空中摆动着。12年后,谈起那次受邀经历,这位耄耋老人依旧抑制不住激动的情绪。“我之前看到的都是摘抄本,以为有生之年看不到日记原本了。现在原本开放,会不会颠覆我此前的某些结论?”

为了避免拥挤,杨天石和张海鹏商量,开放日当天提前去排队。

第二天清晨,俩人起了个大早,到了胡佛研究院的档案馆,却发现这里冷冷清清,他们是仅有的到访者。

原来,蒋介石日记开放的消息,除了杨、张二人,胡佛研究院没有告知其他人。

因为保存状况不好,日记已经出现了损毁与霉烂。胡佛研究院提供的,只是拍摄下来的缩微胶卷的还原件,查阅者不能复印,不能用电脑录入,只能用笔抄写。

两个多月里,杨天石就像“长”在了档案馆中,每天8点15分开馆,门刚开,他就跑进去;下午4点45分闭馆时分到了,他才恋恋不舍拿着纸笔离开。除了用带来的便当草草解决午饭外,杨天石不喝水,不上厕所,一坐下,常常一天不起来。

蒋介石日记共分4年、4批次开放,杨天石也就4次前往美国,一共花了10个半月,带回了数千页笔记。

“日记有重要价值,有时就是两三句话,往往能为解决某一历史事件提供线索。”查阅完所有日记,杨天石放心了——以往自己做出的学术判断都可以站得住。

2008年,《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第一集正式出版,一跃成为畅销读物,首印的5万册被一抢而空,杨天石的影响力溢出了专业圈。后来,这一系列又出版了第二本、第三本,因为其中提出的新观点、新发现,每次都会引发热议。

3

功底

破译暗语访遗篇

在同行的眼中,杨天石显得有点“不太合群”。不管是出国开会,还是外地讲学,正事一结束,杨天石常常一个人跑得没了影儿。

日子久了,大家也摸到了规律,有资料的地方,老杨准在。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去的是图书馆还是档案馆,杨天石的目标都很一致——找寻近现代未刊资料。

1990年,杨天石访问波士顿的哈佛燕京学社,负责人告诉他,这里有一批胡汉民的电稿,从未对外公布,它们和天书差不多,很难看懂。

杨天石来了兴致,“我就看这个!”

取出电稿后,杨天石一翻,才明白所谓的“天书”是什么含义——里面提到的人名,全是暗语。什么“门神”,什么“不孤”,什么“史姑娘”等,乍一看,不知所指,自然,也就不知所云。

历史学家杨天石干起了破译密码的活计。

解读暗语,关键在于摸清原作者遵循的规律。通读了电稿后,杨天石发现,有个代称反复出现,每次都有新变化,例如,第一次是“门”,第二次是“门神”,第三次是“蒋门神”。

结合上下文来看,杨天石断定,这位“蒋门神”就是他的老相识——蒋介石。

《水浒传》里有个小角色,绰号为蒋门神,通信双方为了保密,把与其同姓的蒋介石称为“门神”,或者干脆一个字:门。

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披上了古代典籍的隐身衣。

拎起这根宝贵的线头,杨天石顺藤摸瓜,弄清了电稿背后的指认——“不孤”指的是李宗仁,因为《论语》中有“以德为邻,则不孤”,李宗仁的字为德邻;“容甫”,代指汪精卫,因为清初学者汪中字容甫;“水云”,也是代指汪精卫,因为南宋词人汪元量的词集名为《水云词》;“史姑娘”代指军阀何键,因为《红楼梦》中的史姑娘名叫史湘云,何键为湖南人,字云樵……

破解完毕,一桩被隐藏了多年的旧事浮现在杨天石面前——1931年后,胡汉民曾经联络各方势力,密谋用军事手段推翻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

散乱的沙砾,被有心人淘漉出了真金。

诵读典籍的幼年所学,中文系五年的训练,对于民国史信手拈来的熟稔,这些都为杨天石打磨了深厚的功底,使他能擎着知识的火把,深入学术的幽暗密林,穿越迷雾,踏出一条通途。

杨天石看过的每份未刊资料,大都不曾被辜负。

杨天石说,与在图书馆中翻文献相比,获取私人手中的资料更难,他为笔者讲述了一个“四访笔谈手稿”的故事。

杨天石长期研究黄遵宪,从日本国会图书馆的职员口中,他得知黄遵宪有一批和明治时期的文人宫岛诚一郎的笔谈,现在还保存在其后人手中。于是,他马上打通电话,希望能看看这批笔谈。

电话那边是礼貌的回复:“我马上要去英国,等我回来后再看吧。”

杨天石在东京的行程即将结束,他只能遗憾地离开。

两三年后,杨天石又到了日本,这次他得到的回答是:“我明天要去住院,不方便接待。”

时光又拨过几个寒暑,第三次赴日的杨天石再次联系,对方仍然婉拒,“这几天下雨,潮湿的天气恐怕会有损资料。”

第四次,杨天石的诚意终于得到了回应,宫岛后人请他来家里做客,不仅拿出了笔谈的全部,还慷慨地表示“都可以拍照”。

锲而不舍的努力与信念,终得报偿。

杨天石说:“找资料,我是要‘竭泽而渔’的。只要让我知道这个东西在哪里,不管花多少时间,不管它有多么难读,我都要追寻到底,绝不放弃。”

这几天,杨天石惦记着,要与一位台湾朋友联系,因为她手中保有陈洁如写给蒋介石的情诗。

不辍

斟酌文字理旧稿

为了让史学研究后继有人,杨天石尽力扶持年轻人成长,目前,已经有近10位博士或博士后从杨门走出。

从下一代历史学者身上,杨天石欣慰地看到,当年自己的缺失得到了填补,但他同时也有一点隐忧。

“这辈子搞研究,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好的外文基础,很多外文资料看不了,现在这些年轻人都能熟练掌握一两门外语,接触到的资料在广度上大大提高了,英语、日语,俄语,拿来就用。”杨天石说,“也有不足——带了这么多学生,我发现,他们的文字表达大半不过关,给博士生看论文,我在修改文字上花的时间最多。”

杨天石认为,一名优秀的历史学家,文章要符合八字要求——准确、流畅、精炼、生动,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准确。

杨天石刚刚调入近代史研究所时,“伯乐”李新副所长就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写历史,不得已时,可以讲5%的套话,也可以讲5%的废话,唯独假话,一句都不能讲。”

杨天石用“不讲假话”这句话要求自己的研究,也用这句话要求学生。

他最得意的弟子王奇生目前在导师的母校北京大学任教,谦和的杨天石从来不吝惜夸奖这位门生。他认为,王奇生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路子,语言是过关的。

杨天石本人,也一直在路上。

即使在82岁的高龄,无论晴雨寒暑,杨天石的生活轨迹还保持着家和研究室的两点一线。早晨8点至12点30分、下午2点30分至6点30分、晚上8点至10点30分,是他雷打不动的工作时间,除了吃饭、睡觉外,他的生活被简化为两个内容:读资料、写文章。

杨天石的女儿回忆过这样一桩家庭趣事:有一次,一家人去外婆家过年,大家都在聊天、看电视、吃零食,悠然自得,唯独杨天石坐立不安,丝毫没有被节日的气氛感染。回到家里,他就和妻子和女儿抱怨:“没有书看的日子无聊至极!”并连声念叨,“太浪费时间了!”

在采访中,杨天石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我不知道上帝还会给我留下多少时间。跨入耄耋之年的他并不讳谈死亡。

杨天石更关注,剩下的时间,够不够完成自己未竟的工作。

去年5月,杨天石完成了第4本《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在他的计划中,这是这一系列的最后一本。

他的哲学新作《大思想家朱熹》也将在近期出版问世。

在杨天石为自己开列的清单中,最重要的一项工程就是整理旧稿,他想将4本蒋介石研究著作按照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增删修订,重新编排。

“我每次去美国,看一部分的日记,回来后写文章、出书。因为胡佛研究院是按批次开放的,我的写作也因此受到限制。现在,我早已看完全部日记,有条件将4本书打散重编,再补写若干篇,才可以告一段落。”(崔乐)

责任编辑:王忠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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