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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生明月——近代上海城市文明图景

2018-04-16 16:10:24 | 来源: 学习时报

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交错统治下,近代中国城市在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之间进行了极为艰难、曲折的转型发展。伴随着西方文明、商业文化和移民文化的引入,上海这座繁华都市的精神文明在历史的车轮下逐渐演化,形成了具有时代特点的文明观。

上海正式设县,可以追溯到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这个举措为中国的一座海滨城市埋下了腾飞伏笔。1843年,上海开埠,从此走上了一条中西交融和现代化的路途。上海在1843年开埠以后,迅速崛起为江南乃至全国的中心城市。1881年,上海《申报》的一篇文章首次用“东方的巴黎”来指代上海,所谓“人之称誉上海者,以为海外各地惟数法国巴黎斯为第一,今上海之地不啻海外之巴黎斯”。上海的人口开埠时是20余万,到20世纪40年代,突破了500万大关。

两千年历史看西安,五百年历史看北京,一百年历史看上海。1845年,英国首先在上海设立了租界。近现代上海在短短一百年的时间内迅速崛起,在中国的城市发展史上可谓是一奇迹。文明是城市的生命,上海城市文明就是上海的活力与发展之源。

城市治理应时而生

鸦片战争后,近代上海的城市治理最初起源于为加强租界社会治安管理,英美法三国各自建立的本国租界内的警察机构——巡捕房。在西方现代化警察制度的治理示范作用之下,上海华界也紧随其后建立起近代意义上的城市治理规范。一方面,租界内警察机构的出现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但另一方面,租界警察机构带动了上海社会治理观念的近代化转型。

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主要是依靠中央集权的庞大行政体制和官僚体制,清代上海设县后的治安主要由县尉和巡检负责,必要时军队也会参与。太平天国运动后,大量难民涌入上海华界,华界社会秩序一时间陷入混乱。1907年上海设立“上海巡警局”,统一管理上海华界警务,这成为上海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警察治理机关。

上海开埠前,原有的城区市政管理极为落后,垃圾遍地、臭气熏天。基于公共健康安全的需要,租界当局率先在租界区域实现了公共卫生的常规化,逐渐将西方的公共卫生制度移入上海。上海早期的公共卫生是由警务机构负责管理。工部局下设的警备委员会,其职责除负责巡捕房事务外,还负责租界的公共卫生管理。

工部局建立不久,就让新组建的巡捕在维持租界治安的同时,对肉类食品的卫生、街道清洁保养工作和垃圾清运等进行检查、监督。此后,又对菜市场的营业与卫生进行严格的制度设计,实行规范化管理。除环境卫生外,道路交通、社会治安的法规章程也是传统中国所未曾有过的新式社会治理内容。租界当局为了保证这些城市管理规章贯彻实施,除了配备能够履行职责的庞大的巡捕队伍外,更辅以司法惩罚和经济处罚相结合的管理手段。法规的权威性和强制执行,保护了都市公众的利益,使都市公共秩序得以建立,同时,也使巡捕作为在辖区管理都市社会秩序的权威形象得到体现和强化。

在城市治理之外,近代上海的商业文明也是重要的一个部分。上海作为长江的入海口,海陆交通十分便利。伴随着近代上海的开埠,在原有传统商贸发展的基础上,近代一些著名的工业集团开始出现。例如,江南制造局是中国第一家也是近代最大的军工企业。此外,还有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等。近代中国的大部分轻工业也都在上海率先出现并形成了相应的行业和规模。这些商业文明也成为近代上海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城市文明迅速生长

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神焉。求形质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难。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然则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作为近代中国首批开放的五个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开埠后的上海成为远东最繁荣的港口和经济、金融中心。伴随着租界的建立,西方文明的传播及实践正深刻地影响上海政治改革运动,逐步改变上海人的部分价值观念。如“上海者,上海人之上海也。上海人得此天然地势,宜其组织特色文明”;“上海者,固上海人之上海,而非白皙人公有之上海也”。赞美与厌恶的交织反映了当时的上海革命斗争思想初步显现,矛盾的深化更是形成了近代中国城市的原型结构。1925年的五卅运动,使上海的这场危机演变成了一个质疑中央政府执政能力和外国驻京使团的全国性危机。随之而来的是席卷全国的反帝运动,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

社会的多元化与文化的多样性及其各种成分之间的混乱和冲突,是一个现代大都市形成的肥沃土壤。自开埠后,近代上海是第一个接触国外文化的城市,其外来文化是由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构成。近代上海文明起源于吴越文明,其原著居民主要来自于江南周边地区,自然根基不深,易与外来文化、外来思想融成一片、和谐相处。伴随着西方物质文明的引入,近代上海人民经历了对西方文明从诧异到崇尚、推崇的过程。

熊月之在《近代上海形象的历史变迁》一文中指出:自上海开埠以后,人们时常会说到上海在传递西学、文明输入方面的作用,称上海为“新文明之出张所”“陶冶人才之文明渊薮”。特别是报刊业的传播与发展,以《申报》为代表的近代上海报刊不遗余力地向上海乃至中国人民介绍西方文明及其成果,从科学知识、制度机制到精神文化,都在影响着这个古老的国度。同时,资本主义工商业是上海的经济主体,外来殖民主义者愿意在此长期居住和贸易。由于各方势力的聚集,上海是一个高度异质化社会,资本与人才的高度聚集造就了上海多方势力斗争的竞争格局。

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融合下,新市民文化逐渐形成。市民社会是一种社会交往方式。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决定交往方式。这种交往包含一切物质交往,包括商业活动和生活。近代上海在高度都市化的过程中,市民文化和阶层在不断演变,特别是市民阶层的极端化,大致分为了资本聚集的资本家、中产阶级和底层劳动人民。在新市民文化和阶层的背景下,近代上海的城市治理趋向于多元化和融合化,为后来的现代化城市治理提供了改革模板。同时,在战乱中上海的文化事业、传播媒体依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更是凸显了其深厚文化底蕴和错综复杂的时代环境。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西文明比较》中写道:“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正是由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和交融,才使得这些文化在自身的发展中不断地汲取营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世世代代延续下去。近代上海的文明观也正是在中西方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中不断深化、不断发展的。(王声啸)

责任编辑:王忠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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