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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的大别山红军精神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成立87周年

2018-11-07 14:04:53 | 来源: 中国廉政建设网

今年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命名90周年。今天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7周年的日子,也诞生、发展于大别山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成立87周年的特殊日子。

总指挥徐向前元帅

1931年11月7日,为纪念十月革命14周年,红4军、红25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湖北省红安县(原黄安)七里坪镇西门外河滩上召开成立大会。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徐向前等骑着高头大马,检阅了这支3万人的英雄部队。第4军军长由徐向前(兼),政委为陈昌浩(兼);第25军军长旷继勋,政委为王平章。原4军部改为方面军总部,两军所辖各师归总部直接指挥。不久,在襄(阳)宜(昌)枣(阳)等地建立红9军。这支英雄队伍从大别山打到大巴山、宝塔山,从祁连山转战太行山,书写很多传奇,铸就了伟大精神。

红四方面军组建地红安七里坪

土地革命时期,全国按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开展中国式的“上山下湖”革命,共产生了35军番号,大约70个军,其中在大别山区诞生、战斗、发展、壮大起来的成军建制的带“军”字番号的红军队伍有11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及红11军、红1军、红4军、红25军、红27军、红28军、红0军、红12军、红15军、红8军第4、5纵队。而最为耀眼的就是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组建初期,来自于金寨诞生的有红25军的3个师和红4军的2个师,金寨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发源地。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并称,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之一。红四方面军、红25军、红28军等红军部队是党缔造的中国工农红军的极其重要的队伍,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不朽功勋。

红25军成立旧址金寨麻埠镇

大别山区红军创造了辉煌的英雄史诗,铸就了伟大红军精神。从红四方面军的:“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16个字“训词”到红军精神,再到大别山精神,她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长征精神、西北坡精神等一样,都是党和人民军队、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红四方面军所表现精神值得大家去思考和借鉴。

智勇悲壮,忠诚奉献,不胜不休,永跟党走

红四方面军是在党领导下仅次于中央苏区红军的军事力量。红四方面军追溯到从黄麻、立夏节(商南)、六霍起义起,粉碎敌人的多次“会剿”“围剿”“追剿”“驻剿”“清剿”,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一支仅有几十人的游击队发展为八万余人的正规红军。红四方面军的成立,使鄂豫皖边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指挥更加统一,标志着苏区红军进入一个快速发展阶段,为进行较大的运动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1931年11月至1932年6月,红四方面军先后组织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以劣势兵力成建制歼敌40个团,约6万余人,成功击破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创造了避强击弱、包围迂回、围点打援等战法,丰富了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逐步发展成为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之ー,使得鄂豫皖苏区达到鼎盛时期,正规红军达到两个军6个师、1个国际团、4个独立师,加上彭(湃)杨(殷)军政干部学校、少共国际团,共4.5万人,地方武装20万人,根据地面积4万平方公里,人口350万人,县级政权27个,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特别是皖西地区的苏家埠48天战役中,金寨县746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许多红军战士不怕牺牲,奋勇杀敌多人立功受奖。红10师29团营长张子义在师主力打援的情况下,带领部队英勇阻击占绝对优势之敌,展开肉搏战,三次负伤不下火线,直到完全打退敌人。皖西北道区指挥部敌后特务队班长陈先瑞出色完成六合一线侦察任务,受到红25军军长表扬。红11师32团8连连长滕海清战绩显著,受到师团首长嘉奖。李家益智勇活捉1个连俘虏,升为团少宣队队长兼政治指导员。红11师33团2营教导员王言升率部在戚家桥截击敌援军,毙俘敌近千人,升32团政委。红73师217团排长周时源冲锋在前,受到团首长表扬,升为217团2连连长。洪学智七里桥战斗中左胸中弹重伤,升任机枪连连长,连队被评为红四方面军三个模范支部之一。

苏家埠战役是红军围点打援的经典战例,创造红四方面军大兵团作战的经验,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中国人民革命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地给发来贺电:“你们的胜利给予全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运动以无限兴奋,更加强了苏维埃红军对于全国革命运动的领导。临时中央政府报热烈祝贺与慰劳你们全体指挥员、战斗员之空前的胜利与杀敌的英勇和坚决,对于伤亡的战士表示极大的敬意并慰问。”

1932年5月13日,《红色中华》第四十九期刊载的《鄂豫皖红军空前大胜利》的报道

1932年10月,由于张国焘轻敌和指挥失误,红四方面军主力红10、11师、12师和73师等主力相继在金寨燕子河会议、湖北黄柴畈会议作出决议,被迫离开大别山地区,军部和方面军主力转战陕西、川东北,建立川陕革命根地,取得“三路围攻”“六路围攻”的胜利。将所属红10师、11师、12师和73师分别升格为红4军、红30军、红9军、红31军(这4个军基本上是以大别山区转移的红军部队为主干),川陕革命根据地到达顶峰。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奉命策应中央红军,发动嘉陵江战役,开始伟大长征。先后在四川懋功、甘孜,与红一方面军和红2、6军军团会师。10月,红四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在会宁地区胜利会师。10月下旬,根据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第5、第9、第30军和骑兵师共2.18万人西渡黄河改为“西路军”。 因复杂原因,到1937年4月,虽经半年的鏖战厮杀,西路军付出悲壮勇毅和重大牺性,写下悲壮惨烈的血染故事。余部的一部800多人由李先念等率领转战祁连山,至新疆学习后返回延安,一部分数千分散游击绕回陕北,又数千人返回老区打游击。1937年8月,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红四方面军余部等整编为八路军第129师,担当民族大责,结束了艰苦的征战历程,奔赴全面抗日战争的战场。

红四方面军长征胜利到陕北

八路军129师东向抗日

红四方面军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人民的有力支持下,创建了仅次于中央苏区的鄂像皖、川陕两大革命根据地,长征中开辟了鄂豫陕苏区,成功走出了毛泽东所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走工农武装割据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它在土地革命、创建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建设红军和革命战争实践中,取得许多宝贵经验教训,为党和军队培养和造就了大批领导骨干。它先后转战于安徽、湖北、河南、陕西、四川、西康、青海、甘肃、宁夏等省,歼敌三十余万。它在长征途中,有力策应了红一、二方面军的战略转移,克服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北上,并参加了东征和西征,为现固和发展陕甘宁根据地,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民族解放事业、国家独立完整和新中国的成立,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地甘肃会宁

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历史,既是艰难曲折的,又是伟大光荣的。它英勇善战,屡胜强敌,迭历险境,百折不挠,能够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而不被敌人和困难所屈服。红四方面军的十年战斗历程,是广大指战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急风暴雨式的土地革命中用鮮血和生命谱写的一曲英雄战歌,是中国工农红军革命战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红四方面军为代表的大别山红军精神

大别山区红军队伍写下了英雄传奇,具有很多特质和伟大精神。

一、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大别山区红军是在党的“八七会议”方针指引下,始于黄麻、商南、六霍等革命武装起义部队,发展于革命战争中,始终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按照无产阶级的建军路线、建军原则去建设红军部队,为实现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路线、任务而积极斗争。无论编制如何调整合并,无论牺牲多大,坚持党的领导绝对没动摇,能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严酷斗争环境中越战越强,逐步发展壮大起来。所有这些,都是党缔造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标志。

早在建军初期,党组织就是领导和团结红军的核心。在鄂东北特委、豫东南特委及中共商罗麻特委、中共六安中心县委领导下,发展和建立了红军各级党的组织,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形成坚强的领导中枢。以马列主义和党的纲领、决议武装指战员的头脑,不断将革命理想、革命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坚持工衣为骨干的建军路线、采取由地方武装升级和吸收贫雇农直接参加的方式扩大红军,现固红军。每个红军指战员不但担负对敌作战的任务,同时又是群众斗争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实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发动群众为谋取自己的根本利益而斗争。执行严格的纪律,尊重地方、尊重群众,建立官兵之间的平等关系,不虐待俘虏。比如,1929年冬召开的中共鄂东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政治任务决议案》《军事问题决议案》等,总结了武装割据、土地革命和红军建设的经验,明确规定了红军的发展方向和任务,确定红军的任务,确定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正确关系,加强“士兵委员会”的组织,督促士兵做宣传群众、组组织群众等工作,正确规定红军同地方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和各种群众组织的关系,规定主力力部队与地方武装和赤卫军的相互关系,正确执行俘虏政策。这次会议对红军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随着部队的不断扩大和建军经验的不断积累,大别山红军建设不断加强。在鄂豫皖、川陕、鄂豫陕时期,团以上各级均建立党务委员会,连有支部,排有小组,方面军和军师均设有政治部,团设政治处,重视对各级政工干部的选拔、配备和培养,制定了《军、师政治部工作细则》《团政治处工作细则》《红军政治指导员工作暂行条例》等。为加强部队的政治教育,鄂豫皖时期还印了《支部生活》《红军须知》《正确党和群众组织的关系》《怎样训练新同志》《怎样分配土地》等教材;川陕时期印了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支部组织及其工作)《连队指导员须知》等教材,以及《干部必读》《红星》《红旗》《赤化全川)《红光》等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政策的刊物。继木门会议之后,1934年11月,川陕苏区毛浴镇会议系统总结了方面军的党政工作经验,明确规定政治工作的八项任条:加强平时和战时的政治动员;改善政治工作的组织与计划;改进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健全支部工作;认真执行肃反与清洗;加强白色士兵的工作;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增强对医务、经理部门的政治领导。此外,十分强调党员的模范作用,不论行军、作战、宿营或开展群众工作,要求党员带头,“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对树立党的成信,增强党的观念,保证部队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而斗争也有重要意义。

有了党的领导和正确的建军方针、原则,大别山红军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成为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革命武装。广大指战员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懂得“为当兵、为谁打仗”。因而在历次战役战斗中,前仆后继往无前,视死如归。在西征、长征和西路军那样艰难困苦的场合,百折不挠,顽强不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去!”有了党的领导和正确的建军方针、原则,红军广大指战员才能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胜利实现第二次北上,取得三个方面军会会师的伟大胜利。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召开了万人军民联欢大会,图为大会会场一角

二、坚持农村包围城市、走工农武装割据的中国特色道路。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农村革命根据地问题,是红军“赖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18页。)没有革命根据地,红军要生存和发展是不可能的,要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更是不可能的。在鄂豫皖、川陕、鄂豫陕时期,红军有根据地作依托,取得了辉煌胜利。而在长征中,在西路军时期,没有这种依托便受到严重挫折。利用敌人争夺的矛盾、分裂和战争,是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关键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就是党带领红军利用蒋唐、蒋桂、蒋冯间等军阀多次混战的机会而发展起来的。同样,川陕革命根据地,也是利用蒋介石与川军的矛盾尤其是四川军阀之间的分裂和混战而发展起来的。红军的创建和不断地战胜敌人,是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关键。

同时要把创建根据地,与高举土地革命的旗帜,认真执行党的八七会议、“六大”等正确决议和政策有机结合好起来。在革命纲领上,一直坚持“六大”规定的“十大政钢”,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内容为基本要求,坚持土地革命,坚持武装斗争,坚持根据地建设。在土地政策上,实行普遍没收地主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士地的办法,基本贯彻了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的方针,满足了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在军事策略上,从当时敌我力量对比的客观实际出发,确定战略战术,不论在哪块根据地,都没有贸然进攻大城市。在根据地建设上,重视建立和巩固红色政权,采取中心区域和游击区和结合的方针,波浪式地发展。在敌军工作上注意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并在可能的条件下,同不愿与红军为敌的白军建立统战关系,以便集中力量对付主要的敌人。大别山三次“左”倾路线和张国焘南下另立中央,只能是以失败而告终。 还要注意地理、经济,民情条件。在鄂豫皖、川陕、鄂豫陕能够创建革命根据地,是因为那里存在着有利的地理、经济和民情条件。相反地,部队在川康边难以坚持下去,则同那里尚不具备创建根据地的条件有关。西路军执行的建立河西根据地任务,在这方面也有深刻的教训。

三、人民是胜利是胜利之本。革命战争是人民战争。战争取胜与否,关键在于人民群众支持。大别山区的红军不论在鄂豫皖、川陕、鄂豫陕时期,采取的各种作战形式,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和地方武装的有力配合和支援。鄂豫皖根据地的地方武装,曾发展到到二十余万人;川陕根据地的地方武装,也达九万多人。在鲜花岭大捷中,受到群众的热情迎接和慰问。男女老少举红旗,喊着欢迎口号,送茶送水,送馍送鸡蛋,送鞋送袜子。妇女们组成了慰问队,给红军做饭、烧水、洗衣补衣服。人民群众对待红军,情深似海,亲如家人,指战员们深受感动。

如果没有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的结合,没有广大群众参战、支前,方面军要在强大敌人的包围中发展壮大,充分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克敌制胜,是不可能的。

四、实事求是地创造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毛泽东曾指出:敌人的强大和红军的弱小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个显著特点,二者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大别山区红军的十年征战,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地形、敌情、我情,都基本采取有不同特点的战略战术。建军初期期,那时部队队红军人数不多、很据地范围不大,对付敌“会剿”只能采取游击战争的方式,依托山地、森林,利用暗夜和群众的掩护,靠多打小仗取胜,总结了七条游击战本原则,集中作战、分散游击;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敌情不明,不与作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再采取突击的方式;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提出游击队员的八会:跑、打、集、散、进、退、知、疑,粉碎了“罗李”“鄂豫”“徐夏”三次“会剿”。四次反“围则均以“飘忽战略”,即运动战为主要形式,一般采取诱敌深入,伺机转入反攻,集中兵力强击等战法。红四方面军第三次反“围剿”,以三万之师,采取了集中兵力、外线进攻、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先发制人,取得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胜利,歼敌近四十个团。充分显示了运动战的巨大威力和红军战略战术的灵活性。这个时期形成了近战夜战、弃袭奇袭、围点打援、虚退实击、迂回包围等战术原则。川陕时期对付敌人的围攻,采取“收紧阵地”,积防的战略方针,娴熟掌握了山地战、隘路战、阵地战、攻坚战、丛林战、夜战等多种打法,共歼敌十万余人,创造了红军史上防御作战的光辉战例。还培养锻炼出一批或善长进攻,或善长防御,或善长夜摸的团队,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形成了优良的战斗作风。作风就是战斗力。在长期斗争中,大别山区红军养成了优良的战斗作风,是在党的领导下,从长期的战争实践中形成的,是人民军队的宝贵财富。

徐向前曾概括为红四方面军有“狠、硬、快、猛、活”的“五个一”特点,打了红军战史上的一些大仗、恶仗,如三打金家寨、苏家埠战役、冯受二之战、七里坪之战、枣阳新集战斗、漫川关突围、万源保卫战、百丈之战等,虽然西路军失败,但在那样恶劣艰险的处境中,能够鏖战近五个月之久,歼敌两万五千余人,也都表现了大别山红军过硬作风,大别山红军拥有徐向前、许继慎、周维炯、蔡升熙、旷继勋、皮定均、许世友、王近山、周发田等一大批“亮剑”式的敢打硬仗恶仗的战将。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苏区总结出军事斗争的“八会”:会打仗、会防守、会转移、会突围、会隐蔽、会行军、会侦察。所以。采取红军、游击师与战斗营,红军与便衣队相结合,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运动战、夜袭战、伏击战、阻击战等战略战术,取得了激战泗道河、胭脂坳、沙河、叶家集、开顺街、小南京、双河山、悬剑山、大埠口、斑竹园、豹子岩、熊家河、石门口、狗迹岭、铁炉冲、黎家集、古碑冲、诸佛庵等系列的战斗和葛藤山大捷、血战独树镇胜利,锻造了百将之军。

徐向前的“五个一”和红二十五军的“八会”,形成了大别山红军的优良传统,在历次战役战斗中显示了强大威力。

金寨县“燎原星火”革命烈士塔

六、铸就了伟大的红军精神。大别山区红军创造了辉煌的英雄史诗,铸就了伟大红军精神。当年,红四方面军有十六个字“训词”:“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在长征途中,各路红军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百折不挠、勇往直前,视死如归、敢于胜利的长征精神,一次次打破了数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多路围追堵截,一次次克服了雪山草地、激流险滩等无数艰难险阻,又一次次战胜了党内左倾冒险以及分裂主义的危险,最终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红军精神具有坚定信仰信念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敢于不断胜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勇于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大无畏的牺牲奉献精神,简单地说,就是矢志不移,不屈不挠,不怕牺牲,前赴后继,英勇杀敌,夺取胜利的精神。这种精神,与“坚贞忠诚、牺牲奉献、一心为民、永跟党走”的大别山精神是一致的,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长征精神、西北坡精神等一样,都是党和人民军队、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新时代新作为。我们在习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一定要不忘初心使命,赓续血脉基因,永远砥砺奋斗,在新长征的伟大征程中共筑中国梦想!(李业坤)

责任编辑:王忠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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